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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子里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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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发式的演变，图片来源：天涯社区）
清朝八旗入关后颁布了“剃发令”，三百年来一直是不可触碰的政治红线。从多尔衮以率领大军打进北京城并于1645年6月，以皇帝之名颁布了《剃发令》，到乾隆时期，剃发问题已经成了常规的“政治罪”，辫子成为了政治的晴雨表。
剃刀一直流淌着鲜血。
（外国人眼中的剃头风景，图片来源：中国国学网）
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起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将发辫问题上升为革命口号：“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太平军严令军队、干部“不许剃头，留须蓄发，复中原古制”。对于起义军占领区，太平军通过文宣舆论，鼓动民众“应知乃祖若宗并非胡种，自当蓄须留发，脱去妖形”。
（太平天国的服饰和发式，图片来源：中国广播网）
发束衣冠成了清军同太平军在战争中争夺的焦点。太平军打到哪里“蓄发令”就发到哪里，并且是太平天国政府的第一道军事命令。清军对拒绝剃头的民众杀无赦，太平军同样严惩拒绝蓄发者，宣布“有再剃者杀无赦”，“凡剪发剃胡刮面，斩首不留”。一旦太平军败走，清朝地方官就挂出“限三日内剃发”的公告，同样担心遭遇清军杀无赦的民众以为“长毛既遁，官兵且至”，便“争先剃发”。
民众裹挟进无情的战争之中，他们无权决定自己的发束衣冠，在清朝的三百年间发束衣冠永远都是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筹码。
1879年，在夏威夷读书的孙中山就同国际友人抱怨，辫子是满洲人强加给中国人的愚蠢风俗。1894年，孙中山投书李鸿章失败，决心革命，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孙中山在成立宣言中痛陈清廷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使“堂堂华夏，不齿于列邦，文物衣冠，被轻于异族”。辫子成了孙中山革命的口号。
1895年，孙中山组织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和搭档陈少白逃亡日本，当地谣传日本将允许清廷引渡革命分子，当地华侨多视孙中山的暴力革命大逆不道，孙中山和陈少白在日本剪除发辫，乔装远游美洲。孙中山剪辫易服与清廷决绝，不少流亡海外的革命党纷纷剪掉辫子。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期间与陈少白（左）、郑士良合影，图片来源：中山市档案信息网）
《马关条约》签订后，以康有为为首的一帮书生鼓动光绪皇帝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励精图治变法维新，辫子问题成了戊戌变法的死结。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逃亡香港的轮船上对英国驻广州领事班得瑞（F.S.A.Bourne）说：“高官中的旗人，他们的不满伴随着变法诏令连续公布而逐渐加深，到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风俗的诏令一出，旗人的不满竟达到顶点。”班得瑞对康有为说的辫子问题成了旗人反对变法之说很不理解，康有为解释说：“对满洲人说来，割掉象征旗人征服汉人的辫子，即等于否认旗人在中国的统治。”
辫子问题在清执政集团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康有为一行逃亡海外后，光绪皇帝购买的西装还没有来得及穿上，慈禧太后就召开御前会议，当着王公大臣的面训斥光绪皇帝：“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
滑稽的是，清执政集团曾经不顾汉族士庶九泉之下难与祖宗相认的痛苦，现在的慈禧太后倒开始担心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剪辫易服后死了不能与列祖列宗相认，愤怒之余，下令将光绪皇帝圈禁瀛台。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携光绪皇帝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警醒，国家“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利字”，慈禧太后才意识到从古至今“无一成不变之法治”，国家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利益集团“肥利身家之积习”必须改变。清执政集团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新政，海外的革命党开始不断地向国内遣返留学生，让这些留学生进入政界、军界，“藉权倾虏廷”。
一直图谋通过剪掉辫子成就变法伟业的康有为在日本听闻朝廷新政，仰天长叹，泪流满面。因长辫子在日本常年遭遇嘲笑的康有为决定剪掉辫子。剪辫子的那一天，康有为设香案，向北京方向诵奏文，行三跪九叩君臣大礼。请来的日本理发师站在一旁，莫名其妙地看着康有为神叨叨的仪式，他已经问了好几次是不是要理发。等康有为礼毕，理发师刚拿起剪子，忽然十几串鞭炮齐鸣，理发师大吃一惊，把手上的剪子都吓掉了。
（康有为，图片来源：好搜图片）
康有为剪辫子立即在留日学生中引起轰动，留学生们纷纷剪辫子穿西服。回国的留学生进入军界、政界后也不断地鼓动剪辫易服。1904年，训练全国新军的练兵处筹划仿效外国军服未改变中国军队的服装式样，理由是“兵士之战，现在多系伏腰于地，打枪相攻，兵士背上有种种背负物，已将及顶。际各国兵士当伏地鸣枪时，头仰刚贴于背负物，我国兵士有辫结，则因为辫结所碍，头不能仰，则万不能战”。
1905年，宪政改革呼声日隆，慈禧太后派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跟随考察大臣端方、戴鸿慈的四十多名随员中“剪辫者已居其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教员，有武员，一切皆有职衔者”。
（戴鸿慈、端方于1906年在美国芝加哥考察宪政时的照片，图片来源：华声论坛）
考察团的剪辫行动迅速被舆论放大，警察、学生也开始纷纷剪辫易服。面对“军界中人纷纷截落发辫者不可胜数”的剪辫风潮，清执政集团惊慌失措，练兵处不得不下令禁止军队剪辫，“准擅自截割，违背定制”。同时，清廷向学部下达了同样的禁令。
军方的禁令并没有让剪辫风潮归于沉寂。1906年，出国考察宪政的镇国公载泽回国，按例到紫禁城向慈禧太后进行汇报宪政考察工作，汇报的时候提出剪辫之事。
载泽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恪郡王允禑之五世孙，娶慈禧太后二弟承恩公桂祥之长女静荣为妻，静荣的妹妹静芬是光绪帝皇后。慈禧太后听完载泽汇报后，对剪辫建议“深滋不悦”。不久，考察大臣戴鸿慈向慈禧太后面呈削发之利便，皇太后“笑而不言，未蒙允许”。
慈禧太后的“笑而不语”令督抚们惊慌失措，两广总督岑春煊将那些剪辫子的商人拽回总督大堂扒光裤子当众鞭责。继任的两广总督周馥下令剪掉辫子的军人、学生“三个月留回，如违重咎”。
革命党人嘲笑这些积极推进宪政改革地方自治试点的督抚们，“以此种人而谈地方自治，岂有效果耶？何不先教以自治其身，勿使为外国人所窃笑耶？”革命党以辫子问题进一步攻击宪政，“专制国所谓立宪，所谓地方自治，如是，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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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选摘自《最初的国会》
李德林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1910-1911年间，满清资政院召开会议预备修宪，推动君宪政体，但结果却令国人失望，立宪派在绝望中改弦易辙，走向共和。虽然满清政权最终走向了崩溃，而资政院的精英们在政治、教育、财政、经济等诸多方面的顶层设计和治国理想，给后来的中国留下了一笔可资借鉴的丰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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